【吕诗尧】论方孝孺的正统思想

栏目:《原道》第35辑、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4-21 18:01:41
标签:《后正统论》、《释统》、变统、方孝孺、正统

论方孝孺的正统思想

作者:吕诗尧(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5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十七日戊子

          耶稣2019年4月21日

 

 

 

内容提要:《释统》和《后正统论》集中反映了方孝孺的正统思想。《后正统论》作于宋濂点拨之后,被认为是方孝孺的《正统论》的更成熟之作,应该给予重点分析。但是,他的《释统》也同样不能忽视。

 

本文对方孝孺的正统思想形成的前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认为方孝孺的正统思想建立在反思异族文化的基础之上,提出以汉、唐、宋为正统,使其具有合法性之地位,又参以变统及夷狄、篡臣、贼后,并规定对正、变二统各施异礼异制来达到明褒贬、著劝诫、尊正统、息奸邪、惧夷狄的作用。

 

尽管史家的学说在帝王的绝对意志面前作用不大,但方孝孺的正统论的意义以及在史学史上的一席地位,其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和既成的历史事实,以一种普遍的正义和价值,参以道德评价,定大公、大义于世,为万世立起劝诫之法,这体现的是春秋大义的基本精神。

 

关键词:方孝孺;《释统》;《后正统论》;正统;变统

 

一、引言

 

《逊志斋集》收有《释统》上、中、下三篇,以及《后正统论》一篇,这四篇文章,是方孝孺阐述自己的正统思想的。对比《释统》和《后正统论》,可以发现其中的思想前后不一致。

 

在《释统》三篇中,他认为唐、虞三代之后,只有汉、唐、宋勉强可以有正统之名,而秦、隋、晋虽然曾经全有天下,但是守之不以仁义,戕虐生民,所以,不能给予正统之名。

 

而在《后正统论》中,他却说唐虞三代以来,秦、汉、晋、隋、唐、宋皆尝一统天下,因而,毫无疑问应该给予正统之名。

 

根据明代张绍谦《方正学先生年谱》记载,《释统》三篇成文于洪武八年,即方孝孺十八岁在济宁所作,即没有拜师宋濂之前。而《后正统论》的结尾附有一段类似后记的话,他说,这篇文章只有他的老师宋濂和胡翰持赞成意见。

 

 

 

宋濂

 

方孝孺二十岁从师宋濂,之后,宋濂带方孝孺去见了胡翰。从内容上看,《后正统论》比《释统》更丰富,也更成熟。

 

即站在中华礼文之美的角度,对夷狄的伦理秩序进行了批判。而宋濂亲眼目睹并且切实地感受着元朝伦理秩序的混乱,这似乎是《释统》经过宋濂提点之后所做《后正统论》的证据。

 

宋濂虽然没有关于正统的论述和文章,但是他的同门王袆的正统论,和方孝孺《后正统论》的思想是一致的,认为全有天下可以给予正统。因而,作为一种推断,《后正统论》作于宋濂点拨之后,被认为是方孝孺的《正统论》的更成熟之作,应该给予重点分析。但是,他的《释统》也同样不能忽视。

 

撇开对圣人之言的发挥和对后世的劝诫作用,《释统》因秦、隋不能以仁义对待百姓而不能给予正统,将儒家为生民虑的拳拳之心发挥到了极致,很能体现出方孝孺的学问以及思想特色。因此,要全面把握方孝孺的正统思想,需要分前后两个阶段来进行分析。

 

二、《释统》的正统和变统思想

 

根据《释统》上、中、下三篇文章和《逊志斋集》中他的一些论述,结合元末明初士人的言行,将《释统》的思想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侥幸全有天下不宜谓正统

 

元朝立国,诏修宋、辽、金史,引发关于正统的讨论,士人纷纷就此提出主张。根据孔子“王者大一统”的思想,王袆认为自唐、禹、夏、商、周、秦、汉之后,天下之统四绝而四续。汉建安之后、晋建兴之亡、唐天佑之亡、宋南渡之后,正统四绝。

 

晋太始元年、隋开皇九年、宋建隆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正统四续。

 

可以看出,王袆认为唐虞三代之后,秦、汉、晋、隋、唐、宋、元因其全有天下而有正统之名。这和朱熹的看法相同。朱熹之意在于,周、秦、汉、晋、隋、唐皆全有天下,固不得不与之正统。方孝孺不同意这种观点,原因有二:

 

1.慎名

 

方孝孺认为只有汉、唐、宋可以成为正统。如果认为全有天下,号令行乎海内就可以为正统,那么,秦、隋、晋、王莽政权也和汉、唐、宋一样,都应该给予正统,但是,汤武和秦、隋;唐、宋和王莽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慎名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冉求和仲由是有才的臣子,鲁国没人能比,然而当季子然将冉求、仲由为大臣的时候,孔子却慎而不许。因为,伊尹、周公才算大臣,冉求、仲由虽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不能和伊尹、周公相提并论,因而只能算作具臣。

 

方孝孺认为,以秦、隋和周同为正统,就相当于将冉求、仲由与伊尹、周公同为大臣一样,不能发扬孔子慎名以寓褒贬之意的大义。

 

2.侥幸

 

对于臣下而言,随着势力的逐渐增大,地位会更高,但同时可能会伴随着更高的风险,似乎只有更高的位置才能确保他的相对安全。因此而僭越,弑君,改朝换代,后人行天子之礼数百年,而加之以正统之名。

 

方孝孺认为这是不对的,只要势力足够大,就可以随意僭越,那么,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使人人都发展自己势力,增长小智,而不务修德。人君的地位之所以尊贵,就在于修德。修德才能知礼、义、忠、信,才有可能施行仁政。

 

 

 

孔子圣迹图

 

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即使有人势力强大,也因为畏惧天下的公议而不敢僭越。

 

(二)方孝孺的正统说与变统说

 

在批评全有天下即给予正统的观点后,以人民的利益为旨归,方孝孺提出了他的正统变统说。汉唐宋虽无法和三代圣贤之治相比拟,然而,其人主都有恤民之心,按照朱熹的意思,给予正统之名,无可非议。

 

为了昭明正统之说,方孝孺提出了变统的三种情况。分别是夷狄、篡臣和女后、守之不以仁义这三种情况。

 

他说:“奚为变统?取之不以正,如晋、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受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

 

朱熹《纲目》之作是为了诛暴止乱,为万世通行的法则,但是,方孝孺认为朱熹的正统论不足以尽天下所有的情伪,给了小人可乘之机。所以,立正统而参之以变统之说,使奸雄暴君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

 

除此之外,他还分明阐述了正统变统之礼的区别。正统则处以天子之礼,对于天子之礼,他这样说:“何谓天子之礼?正统是也。正统之君始立,则大书其国号、谥号、纪年之号。凡其所为必书,所言必书,祀典必书,封拜必书。

 

书后曰皇后,书太子曰皇太子。后及太子殁,皆曰崩,葬必书其陵、其谥,有事可纪者纪其事。所措置更革曰诏、曰令、曰制。

 

兵行曰讨、曰征、曰伐。……变统之异于正统者,何也?使一天下而正统绝,则书甲子,而分注其下,曰是为某帝某元年,书国号而不书大,书帝而不书皇,书名而不著谥。

 

其所为,非大故不书,常祀不书,或书以志失礼,或志礼之所从变则书……天下怨而起兵,恶而起兵,不曰反,……”立正统变统的目的不是因为一时的好恶,而是出于为生民虑的拳拳之心。明确正统,参之以变统之说,目的是达到“褒贬明,劝诫著,正统尊,奸邪息,夷狄惧”的效果。

 

三、《后正统论》的正统和变统思想

 

方孝孺根据圣人之言作了《释统》,从师宋濂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依据《春秋》“王者大一统”、“春秋大居正”的原则做了《后正统论》。

 

正统思想肇始于《春秋》。周王室东迁后,王室衰微,列国僭越天子之制,孔子担忧天下人不知道正统之所在,而作《春秋》。正统之君称作天王,僭越之列国则降而为子,寓褒贬之义于叙述史事之中,其大义就在于以历史认同推动国家认同,推动伦理建设。

 

《春秋》作为史,有通过记事而扬善彰恶的传统。对于史家来说,就应当本着圣人之道,立天下大公于世。

 

而司马迁在《武王伐纣》当中说,武王攻入朝哥,三次射杀纣王,以示愤怒。武王伐纣的战争虽然是出自正义,但是纣王是君王。司马迁的记载有可能为那些心存僭越之心的臣子留下把柄,有害于君臣大义。

 

因此,方孝孺认为,司马迁有失圣人之意,所谓“善纪事而不知统,有良史之才而不达君子之道”。

 

根据《春秋》中“王者大一统”的原则,方孝孺重新整合了自己的思想。认为,周以后,秦、汉、晋、隋、唐、宋皆因全有天下而不得不加以正统之名。但是,他的正统思想的依据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王者大一统”的原则,结合当时的风气,他将《春秋》中的君臣大义和华夷之分提上了日程。

 

 

 

《春秋左传》

 

因为,按照“王者大一统”的原则,元朝的异族统治也是应该被赋予正统之名的,但是,元朝将生民陷入了夷狄禽兽不讲礼节的风俗中去,祸害甚重,元末明初王袆等人就是本着“王者大一统”的原则,认为元朝可以加以正统之名的。

 

根据《春秋》君臣之等、华夷之分的原则,汉、晋、宋三代虽然或发生过篡弑之事,或为夷狄所虐辱,或屈而为臣,但是,汉代的正统必至于炎兴元年,晋必至于元兴三年,宋必至于祥兴二年后天命才绝。

 

也是根据这个宗旨,方孝孺提出了有天下而不能成其为正统,也即变统的三种情况,分别是篡臣、贼后、夷狄。关于贼后不能有正统之名,其原因在于《易》。关于夷狄和篡臣,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因为他关于夷狄和篡臣的全部思想,不仅仅体现在《正统论》中。

 

只有结合《逊志斋集》中其他地方的叙述,才可以全面的把握他的这两方面的思想。所以,辟两部分专门论述:

 

1.华夷之分

 

华夷之分涉及到三部分内容,一是,方孝孺对夷狄的政治伦理秩序的反思;二是,生处元朝统治的元末士人如何以行动诠释对异族统治的认同问题;三是,方孝孺认为生处异族统治该如何作为的问题。

 

夷狄不能给予正统,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中华之所以贵为中华,是因为先王之道不仅包含了君臣、父子、长幼、夫妇的伦理秩序,而且还包含了服饰、吉凶、交际等的礼文之美以及均田、薄赋等的养民之法。

 

先王之所以将夷狄视为禽兽,就是因为夷狄没有父子相让,群臣人伦上下之等和衣冠礼文之美。方孝孺批评明初社会上残留的混乱伦理秩序:“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妇同室而寝,污秽亵狎殆无人理。”

 

“世之相远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见之,当何如哉?”儒家对夷狄轻视的传统,本源于《尚书》和《诗经》。“《书》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以蛮夷与寇贼并言之。《诗》曰:‘戎狄是膺’。

 

《孟子》曰:‘禹遏洪水,驱蛇龙,周公膺戎狄。以戎狄与蛇虫洪水并言之。礼之言戎狄详矣。’”孔子歌颂管仲的功劳时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袵矣”,“如其仁”。管仲之所以被孔子张扬,就是因为在攘夷狄方面有功劳。

 

如何看待元朝异族统治,这是身处元末明初的儒者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这个问题与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关涉到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元朝立国,诏修金、辽史,朝廷的这种需要和当时士人面临的时代问题共同推荡,兴起了一股研究《春秋》的热潮。

 

因此,《春秋》不但是那个时代诸老先生授徒的内容,也成为许多士人借以及第或成名当世所凭借的学问。从当时士人们的言行举行来看,他们基本认同元朝的异族统治。这体现在急言时弊、配合朝廷剿匪、积极出仕上。

 

周鼎是宋濂的朋友,承平之际却敏感地觉察到边事的隐患。王袆是宋濂的同门,也曾经上书朝廷拯救时弊的办法:“当元之季,尝草书数千言,将上于朝,以救阙失,知事不可为,乃归休于家,欲以文辞名后世。”起义爆发后,一部分人加入到朝廷剿匪的武装运动中。

 

有的士人看不惯政治秩序的混乱,屡次拒绝做官,但却有忧世闵民的情怀。宋濂隐居龙门山期间所做的《龙门子凝道记》里面,流露出这种情怀。当人们在一定的社会风俗中不停繁衍,往往岁熏月染,化入流俗而不以为异。

 

既不会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反思,反而会对大谈风俗不古的惊世骇俗之人加以嘲笑,这就是风俗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如此,身为士人,也不能甘做一个麻木的人或顾虑一时的毁誉,而混入流俗;而应该站在道统的高度,为后人、百世计划。这就是贤人君子虑事先于众人的表现。

 

方孝孺说:“虽大乱之世,斯道未尝亡,国可以灭而道不可以灭也。”同时,这也是正人君子身处异族统治自处的方式,不能像叔齐、伯夷那样耻食周粟,以极端的方式抵制自认为不合理的政权。他说:“洁身自远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周粟,独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过乎中者也。

 

廉顽立懦,足可为百世师,过中失正,恐未臻乎尧舜禹之道。”真正醇乎尧舜禹之道,能秉持中庸原则的君子,应该对夷狄不尊、不亲,而寄希望于正统的恢复。

 

2.君臣大义

 

先王之道里面构建了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确立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明确了每个人在伦理关系等级中的义务和名分,君是这个伦理关系等级中最高层的代表,他不是指拥有皇位的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指象征文化的君道。

 

因此,忠君不是忠诚于全有天下的具体的人,而是超越了忠诚于君主的个人权威,忠诚于君主制秩序和文化象征的君道。荀子“从道不从君”的原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认为方孝孺的死是殉于建文帝,这是仅从伦理的角度,以“人臣不侍二主”的原则来理解和解释方孝孺事件。

 

士人是儒家所构想的政治秩序的信仰承担者,君是士人信仰政治秩序或政治体制的落脚点。朱元璋仁义而王,是正统的君,方孝孺的父亲遭到诬陷以致丧命,之后他屡遭家难,老师宋濂因政治事件的牵连而被贬,最终丧命。

 

我们能体会出他内心的痛苦、起伏甚至矛盾,但他最终能在信仰和现实中找到平衡点,没有像韩愈那样在文字中嘲讽政治人情的黑暗,也没有像王艮那样成为一个狂者而鄙视世俗,也没有像他的朋友那样,被朱元璋接见时,直言上谏,表达抗议,而是坚持着圣贤之道中君臣大义的原则,谨慎从容面对;

 

本着对道统原则的担当意识和对圣贤之道的信仰,不被重用后,始终克己、修身,时刻准备着得君行道以实现政治理想。建文帝也是正统的君,因而,朱棣篡位之时,方孝孺拒绝草诏即位诏书,大书“篡贼”二字,就是在维护先王之道所构建的那套秩序。

 

朱棣的篡位,颠覆了儒家所构想的这套体制,也颠覆了士人对这套体制的信仰,而杀方孝孺一事,颠覆了这套政治体制的伦理保障,方孝孺一死,士人们就不知道忠君为何物。晋文公不杀詹伯就是站在构建信仰共同体的角度,不能颠覆政治秩序的伦理保障,待之以厚礼而送他回郑国。

 

 

 

朱棣

 

姚广孝和王夫子都说,“一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也是站在这个角度。

 

儒家忠君,贬斥篡弑的传统来自《春秋》。崔杼弑杀齐简公,孔子请求讨伐,季氏驱逐鲁昭公,孔子说“公在乾侯”,“公在乾侯”。

 

元朝大臣不知为臣之道,对下欺压百姓,对上不守君臣大义,弑君祸乱屡屡发生,方孝孺申述为臣之道,他说:“君臣之际固有常道矣,贤者之仕君,不为违道之行以危身,不为难继之事以骇世。

 

顺其常不徼异名,守其职使后可法,如斯而已,不敢侥幸以图志之于达,事之必成也。故君有过举,则积诚以谏,三谏而不从,则避其位而去之,安可临之以兵,胁之以威而劫其君哉?……先王立为上下尊卑之分,俾为臣者严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乱也。”

 

群臣上下不知守自己的本分,因为朝廷的教化不明,而在法律规范方面,也是混乱不堪,对这种无法可守的状况,方孝孺搬出《春秋》作为依据的原则,他说:“《春秋》圣人用刑之书也,而一本乎礼。

 

酌乎礼之中,参乎其事之轻重,断以圣人书法之繁简,则《春秋》之旨可识,而天下难处之变可处矣。故《春秋》之法,罪轻而不悖乎礼者,不以公义废私恩,恶大而为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废公义。

 

能权事物之轻重,然后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诛于《春秋》者鲜矣。”以道事君是儒家所坚持的为臣之道,但是,不同的人对以道事君却各有不同的理解。荀子认为,伊尹、比干、平原君、信陵君四种人的忠君方式虽然不同,但都可以称为以道事君。

 

方孝孺严守《春秋》大义、圣人之言,对他认为不符合为臣之道的事例进行了批评,这体现出他一贯的保守的思想特色。他认为,人君不讲道义,做出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身为大臣,像伊尹、箕子那样,对君主进行劝谏,多次劝谏不被听取,可以退隐,是可以的。

 

但是,上谏后不被听取,不能强迫甚至要挟君主,“或谓君为非义,则将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为心,行权以格君,宜若无罪焉。是岂得为权哉?

 

事固有可以行权者矣,然贤者犹难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经也,父暴而违道,子乌可行权而谇父乎?……箕子、微子终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经重于社稷也。”

 

人君做出危害社稷的事,人臣像平原君、信陵君那样要挟或者抗旨,虽然有利于社稷的安危,使君主转危为安,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会给篡弑者留下借口,这种想法的根据就来源于春秋大义。

 

他说:“激于小忠而不知大义者也。君子之予夺,人将以法戒于后世,不可苟也。劫其君而谓之曰爱君,将使奸臣乱贼,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挟爱君之名以自文,其祸后世可胜道哉?”像比干、子婿那样以死相谏,方孝孺认为也未达圣贤之意。

 

他说:“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可以看出,对于以道事君,荀子所理解的道,是国家社稷的安危。方孝孺理解的道,是百世后世的劝诫大义。

 

除此之外,方孝孺的君臣大义,还包括以义处身的内涵。在一己之身和君臣之义的两端,既爱护自己的身体,也要维护君臣之义。但是,两者发生矛盾时,应当以义为先。于是,有人说方孝孺因为维护道统而赔上十族的性命,是不尊重生命。但是,方孝孺却说:“故人有杀身而徇君亲者,非不爱身也。

 

爱其身甚,而欲纳之于礼仪,其为虑甚远矣。宁死而不肯以非义食,知礼之重于死也。宁无后而不敢以非礼娶,知失礼之重于无后也。侥幸苟冒于一时,而萌垢被污于万世。”人臣以义处身,以道事君,不幸而遭诬陷、被贬,甚至赔上性命,也不能埋怨。

 

对于元朝异族统治和篡臣的政权,元代很多士人有出仕的经历,方孝孺以圣贤之道为准则,认为不能事变统之君。

 

 

 

四、结语

 

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是史学问题,涉及评价问题,学者多有探讨,而且争论比较激烈,但却没有取得一致的定论,甚至有人从根本上反对立此正统之说。

 

其中有人认为正统之名造成名实的混淆,祸害甚大;也有人认为史家关于政权的合法性的论证,是将天下视为某人之私产,并为他进行辩护,不仅是史家自己的奴隶根性在作祟,而且煽动了后人的奴隶性。

 

这就涉及到关于政权合法性之讨论的价值问题。饶宗颐认为,自汉以来,史家致力于正统问题的探讨,表面看来,似是重床叠屋,仔细体察则精义纷披,理而董之,可以窥见中国史学精神之真精神。

 

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之义于正闰之辩,通过对历史的认同推动伦理的建设,这就是春秋大义的基本精神,也即饶先生所说史学的基本精神所在。

 

每个思想家的思想都不会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明初在经历了蒙元一百年的洗礼后,社会上仍然存在元朝的流风遗俗,方孝孺的正统思想即建立在反思异族文化的基础之上,提出以汉、唐、宋为正统,使其具有合法性之地位,又参以变统,夷狄、篡臣、贼后,并规定对正、变二统各施异礼异制来达到明褒贬、著劝诫、尊正统、息奸邪、惧夷狄的作用。

 

或许史家的学说在帝王的绝对意志面前作用不大,朱棣就曾经以自己的利益颠覆了政治秩序,并且诛杀了方孝孺的全族。

 

但方孝孺的正统论的意义以及在史学史上的一席地位,就在于他的思想超越了具体的时代和既成的历史事实,以一种普遍的正义和价值,参以道德评价,定大公、大义于世,为万世立起劝诫之法,这体现的是春秋大义的基本精神。

 

 

 

方孝孺:《黙庵记》

 

除宋濂、胡翰之外,清代学者叶燮和当代学者饶宗颐也对其褒扬有嘉,饶宗颐说:“正学统论,亦如水之有源,浩乎有沛然莫之能御之气,未可等闲视之。”

 

萧公权认为方孝孺的民族思想之透辟,为千古所罕见。民本、民族之观念是明代政论特点之一,上承先秦古学,下开近世风气。他提出的变统思想,又被许多学者继承和发展。正统论是方孝孺对待民族问题的看法,是他政治思想的一部分。

 

“刘基论政舍民族而专阐民本,方孝孺则兼明二义,而其攘夷言论之激扬深切,殆为前此之所未有。”他的民本思想即关系到他的齐家、治国之道。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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