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东】朱子静坐工夫略论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6-04 21:02:58
标签:始学工夫、朱子、涵养、静坐
崔海东

崔海东,字少禹,男,1975年生,江苏南京人。2011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哲学。2011年7月至今,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导,江苏省儒学学会常务理事。在《孔子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2015年12月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唐代儒士佛教观研究》,20余万字。主持国家社科、江苏省社科课题各一项。

朱子静坐工夫略论

作者:崔海东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初二日壬申

          耶稣2019年6月4日

 

摘要在朱子涵养工夫“静—→动—→敬”之格局中,静坐被定位为始学工夫。一方面,静坐能有效地伏除杂念、澄明心体、思绎道理、养卫精神,使人养出良好气象,是一种规范性、操作性较强的工夫下手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儒家义理而言,有静无动是孤执一边;就实际生活而言,静坐只是工夫下手方式之一;就人的气质不同而言,静坐并不适合所有人;就实行的效果而言,静坐并不太容易掌握;就静坐者心理而言,静的实质是敬;就静坐形式简单而言,其容易引发投机之举;就辟异端立场而言,持静又近于佛老。故静坐在朱子涵养格局中,只是始学之工夫。

 

关键词:朱子;涵养;静坐;始学工夫

 

就工夫而言,朱子首学延平(李侗),静坐以观未发气象,存疑未入;次学五峰(胡宏),得“先察识,后操存”之说,犹自彷徨;后由“己丑之悟”直承伊川(程颐),方建立自己的工夫格局。其中“涵养”一节,以静(静坐)为始学工夫,动(洒扫应对)为小学工夫,敬(敬以直内)为大成工夫。本文即论其中的始学工夫——静坐。

 

一、涵养在儒家工夫格局中的位置

 

按儒家义理,凡庸下学上达的标准过程如下:第一,在下学即洒扫应对之人伦日用中,求乎上达。第二,上达有三个阶段:首为惺觉(唤醒义,语出朱子《语类》)心体,次为反躬(返回义,语出《乐记》“不能反躬,天理灭焉”)性体,末为对越(上达义,语出《诗经·清庙》“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道体。第三,上达后即作心性之涵养。第四,在再度发用(即下学)中重作省察与操舍,即在人伦日用中辨别苗裔动机之善恶而后加以对治,以备再度上达。此过程有三点要说明:一是此只是设定的标准过程,事实上凡庸在现实生活中或暗合、或自觉,各任机缘随时随处展开,不必循此。二是本体、工夫、发用三者之暂分只是理论说明之方便,现实中本体即是工夫即是发用。三是此过程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循环,永无间断。此流程可以下图表之:

 

 

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涵养工夫的位置与作用。涵者,涵泳润泽;养者,保养护卫。凡庸对越道体——对上接通吾人心性之源头活水后,就可有孔子“不舍昼夜”之滔滔(《论语·子罕》),孟子“原泉混混”之“盈科后进”(《孟子·离娄下》),而后自作心性的润泽养护,以备践履发用。故此涵养在儒家工夫论中极其重要,它处于上达与发用的中间段,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畜水池,一方面对上面源头的冰川之水作积畜养卫,一方面对下面的江河作调度控制。故凡庸若失去涵养一节,其践履日用必然气局狭小,易倾城而出、剑拔弩张,其结果又必然是势不能穿缟素。朱子对此涵养之认识极好,如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子全书》第20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观书有感》)[1]此是完全通达孔门义理之明证。下面我们便在此涵养格局下来分析朱子对静坐之判定。

 

二、程门静坐之两脉

 

静坐,愚以为乃是一种工夫下手方式,其至少执行两种功能:一是逆觉,即在静坐中惺觉心体、反躬性体、对越道体;二是涵养,即对上达后再度下贯之心性作涵泳养护。程门对于静坐的认知分为两脉。

 

一是“明道(程颢)—→龟山(杨时)—→豫章(罗从彦)—→延平”一脉,推崇静坐之功。如明道闲时“坐如泥塑”(《二程集·外书》卷十二)[2],且曾教上蔡(谢良佐)静坐用功(同上)[2](P432)。龟山则教豫章读书之法曰:“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龟山集》卷十二《语录》)[3](《四库全书》集部六四第1125册)豫章则是“官满,入罗浮山静坐”(《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4]。其教延平则如后者所忆“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朱子全书》第13册《延平答问》)[1](P322)延平自己的静坐,朱子记载云:“讲诵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朱子全书》第25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七《延平李先生行状》)[1](P4517-P4518)故其教朱子亦要静坐。

 

二是“伊川—→上蔡”一脉,他们不反对静坐本身,如伊川“见人静坐叹其善学”(《二程集·外书》卷十二)[2](P432),但反对仅以静坐作为工夫的惟一下手方式,故以敬代静、敬统动静。首先,伊川批判静坐是孤执一边。如有学者问:“敬莫是静否?”答曰:“……不用静字,只用敬字。才说着静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长’。”(《二程集·遗书》卷十八)[2](P189)此是认为持静太甚便犯孟子所诫之“忘”,同理,持动太甚便犯“助长”,二者均不合中庸之道。其次,伊川批判静坐失却人伦日用。如云:“‘舜孳孳为善’,若未接物,如何为善?只是主于敬,便是为善也。以此观之,圣人之道,不是但嘿然无言。”(同上卷十五)[2](P170)又云:“静坐独处不难,居广居、应天下为难。”(同上卷七)[2](P98)此皆是强调人伦是用以反对独任静坐。上蔡承之,如有学者问:“一日静坐,见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气中,此是仁否?”答曰:“此只是静中工夫,只是心虚气平也。须于应事时有此气象方好。”(《上蔡语录》卷二)[5](《四库全书》子部四第698册)此“应事”也是强调人伦日用。

 

朱子初学延平疑而未入,虽说实质上是不满明道一脉的义理而暗合伊川,但他当时尚未正式参研伊川遗著,故仅是独立地对静坐的片面性予以反思而已。后来他转学湖湘而又超迈之,直接发明伊川,继承以敬代静、敬摄动静之说,才真正接上“伊川——上蔡”一脉。尔后他又回过头来将静坐定为涵养的始学工夫,此论甚是公允平实。下面即来看之。

 

三、朱子对静坐涵养之肯定

 

朱子云:“被异端说虚静了后,直使今学者忙得更不敢睡!”(《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83)此是反对学者因害怕被斥为近于佛老而只动不静,犯了孤执一边之错。实际上,朱子并不反对静坐,相反却认为静坐乃是一种始学工夫,要加以提倡,如云:“始学工夫,须是静坐。”(同上)[1](P379)其对静坐的肯定有以下层次:

 

一是伏除杂念。朱子认为“静坐无闲杂思虑,则养得来便条畅”(同上)[1](P379)。此是说静坐伏除杂念,则人心通体纯澈,故养起来顺畅。延平初教朱子静坐以见未发气象的前提即是制却杂念。朱子忆云:“李先生说:‘人心中大段恶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计利害、乍往乍来底念虑,相续不断,难为驱除。’今看得来,是如此。”“李先生尝云:‘人之念虑,若是于显然过恶萌动,此却易见易除。却怕于相似间底事爆起来,缠绕思念将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来亦是如此。”(《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7)此二则中,“大段恶念”“显然过恶萌动”,比较容易识别与制伏,但那种“不大段计利害、乍往乍来底念虑”却“相续不断”“缠绕不能除”,朱子对此有切己体会。其实后者已近于今人所谓潜意识,相较于那些宽广的、明显的意识,其常常暗渡陈仓,控制着人的行为,人往往不易察觉而为其所左右。故朱子表彰静坐可以对治此种思虑以收敛心神。如有学者问:“程子常教人静坐,如何?”朱子答曰:“亦是他见人要多虑,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学亦当如此。”(《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1](P3640)又如:“须是静坐,方能收敛。”(《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79)此是说要在静坐中寻找、歼灭此等闲乱思虑。

 

二是澄明心体。伏除杂乱思虑后,此心即复至湛然纯净,如云:“静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及其有事,则随事而应;事已,则复湛然矣。”(同上)[1](P379)又如:“方静时,须湛然在此,不得困顿,如镜样明,遇事时方好。”(同上)[1](P381)心体湛然并非空无一物,相反却正是百理充盈。朱子回忆曾听延平评论:“罗先生解《春秋》也浅,不似胡文定。后来随人入广,在罗浮山住三两年,去那里心静,须看得较透。”延平的言下之意是豫章初解《春秋》并不好,但是后来到罗浮山静坐后却取得极大进展。朱子对此甚不解:“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静甚事?后来方晓,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一)[1](P357)他后来才知道,静则心虚,因为那些杂念都被寻找歼灭了,故心体自然虚空静明,此时心体所蕴义理毕露无遗。

 

三是思绎道理。静坐与明理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静时理明,理明心愈静。如云:“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时,自然邪念不作。”(《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80)静坐涵养并不是万事不管的空养,亦不是强作把捉去涤荡邪曲,静坐时心体澄澈,则万理森然,当下具见,此时正好细作紬绎,天理兴则自然人欲灭矣。

 

四是养卫精神。此是在休养生息而言。如云:“心于未遇事时须是静,及至临事方用,(原注:重道此二字。)便有气力。如当静时不静,思虑散乱,及至临事,已先倦了。……闲时须是收敛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同上)[1](P381)又如引友人吴公济之说“逐日应接事物之中,须得一时辰宁静,以养卫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余”,并评之曰:“其言虽出于异说,然试之亦略有验,岂周夫子所谓主静者邪!”(同上)[1](P383)这里用“倦”、“有精神”来描述休养心力前后之状况。虽然将养卫精神等同于濂溪(周敦颐)主静略过简单,但此角度亦是平实地反映了静坐的涵养作用之一。

 

五是气象甚好。首先,朱子云“容貌辞气,乃德之符也”(《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三)[1](P406),此是认为动容貌、出辞气等气象是凡庸修证涵养的外在表征。其次,朱子认为静坐者涵养心气,其良好的功效完全可以从外在气象上得以验证,如云:“李先生终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无隤堕之气。”(《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3)

 

由上而言,朱子所理解的静坐的确不是延平所主要倡导的,在纵向的逆觉层面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之气象。朱子之静坐,主要执行的是涵养功能,并且其涵养工夫并非仅有此静坐一途,是为“静—→动—→敬”之格局。但无论如何,静坐都算是一种规范性、操作性比较强的下手方式。故而后来他虽然提出以敬代静,但还是以静坐为初级的下手工夫,如云:“今人皆不肯于根本上理会。如敬字,只是将来说,更不做将去。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无凑泊处。明道、延平皆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71)此是说学者只将敬当作一种话头来空嚼,不曾在实处落着,反倒不如静坐,在形式上先有个规范性的入手处。

 

四、朱子对纯任静坐之否定

 

朱子虽对静坐作以上肯定,但转而又认为“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学者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朱子全书》第22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四《答梁文叔》)[1](P2025)此即是说,如果工夫单凭此静坐一法,则又流于偏曲,故对纯任此法予以否定。

 

一是就儒家义理而言,独任静坐是孤执一边。《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本来孔门义理即应动静并举。而静坐,牟宗三先生称之为“隔绝的超越”,义谓暂时隔绝一下现实生活人伦日用,而上达道体[6]。此说亦不误,然既下“隔绝”一语,要离却人伦日用,则表明此法毕竟不圆满,非终了义,它只是工夫的一种方式而已。如果孤执此边,则易成偏曲,则注定要被超越。故朱子言:“一动一静,无时不养。”(《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64)又云:“到头底人,言语无不贯动静者。”(同上)[1](P374)此是说工夫修至圣人,则不思不勉,无不该贯动静。此从他初学延平又超脱而去即可看出。按延平所授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静坐以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之气象,此是作逆觉的工夫。二是理一分殊,凡庸要在分殊(即在洒扫应对之人伦日用)之中上求理一(即道体、性体、心体合一)。此两项内容本身即含矛盾——分殊天然包含动静两种形式,延平教朱子却徒以静坐。可见朱子反思损益之,并非异议于上达进路,而是因师之教而见师之弊也。

 

二是就实际生活而言,静坐只是工夫下手处的选择项之一。朱子云:“人在世上,无无事底时节。要无事时,除是死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死矣。”(《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1](P3739)世界是品汇流行、变动不居的,人心本也是活泼潺溢,而非呆死的事物,人生应事,下到洒扫应对,上到治国平天下,均是动的时机居多,故独任静坐只是一种刻死的模式,不能有效地应对丰富多彩、自由鲜活的生活本身。朱子举了三种人为例来说明此点。一是古之圣贤,如:“颜子三月不违,岂直恁虚空湛然,常闭门合眼静坐,不应事,不接物,然后为不违仁也。颜子有事亦须应,须饮食,须接宾客,但只是无一毫私欲耳。”(《朱子全书》第15册《朱子语类》卷三一)[1](P1120)二是对明道一脉,评明道教上蔡静坐云:“若是在家,有父母合当奉养,有事务合当应接,不成只管静坐休。”(《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二六)[1](P947)此是指出只有当人生处于闲暇较多时才可习此静坐。评延平云:“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须出来理会事。”(《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1](P3592)言下之意,如果出来做事,恐怕也不能见效。三是对一般人,如有学者问:“初学精神易散,静坐如何?”朱子答曰:“此亦好,但不专在静处做工夫,动作亦当体验。圣贤教人,岂专在打坐上?要是随处着力,如读书,如待人处事,若动若静,若语若默,皆当存此。”(同上卷一百一十五)[1](P3639-P3640)由此三类人,朱子之态度明矣。

 

三是就人的气质有不同而言,静坐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有学者问“乾者天之性情”。朱子答曰:“此只是论其性体之健,静专是性,动直是情。大抵乾健,虽静时亦专,到动时便行之以直;坤主顺,只是翕辟。谓如一个刚健底人,虽在此静坐,亦专一而有个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动时,其直可知。若一柔顺人坐时便只恁地静坐收敛,全无个营为底意思;其动也,只是辟而已。”又问:“如此,则乾虽静时,亦有动意否?”曰:“然。”(《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卷六八)[1](P2262)此是说,气质刚健的人,其静坐与日常做事两不相妨、一以贯之,而柔顺的人,却将二者断开,故静坐只是死坐。所以不分气质区别而纯以静坐入手是盲目的。

 

四是就实行的效果而言,静坐并不易掌握。朱子以三种人来说明此点。一是他自己:“李先生当时说学,已有许多意思。只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7)此是认为延平不说敬只说静坐,令人不可捉摸。我们应当承认朱子至少是中人之智,则朱子以他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静坐这种方式至少对一部分人是不适合的。二是门人,如有人反映:“读书,心在书;为事,心在事,如此颇觉有力。只是瞑目静坐时,支遣思虑不去。”(《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76)此人一闭眼就胡乱思虑。三是其他人,如云:“向见吴公济为此学,时方授徒,终日在里默坐,诸生在外,都不成模样。”(《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1](P3592)吴公济自己大概能持守静坐之法,但是他的那些学生在外面做事,却完全走作,不成模样。以上表明静坐绝非普遍适用的大众化工夫途径,此论应为公允。

 

五是就静坐者的心理而言,静实质上是敬。朱子认为静坐尚是停留在工夫的第一层——下手方式上,更为关键的是第二层,静坐者的心理状态必须是敬。如有学者问:“敬莫是静否?”答曰:“敬则自然静,不可将静来唤做敬。”(《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九六)[1](P3247)此诚入室操戈之语。若解决不了心体之敬,则静坐只是死坐,无有裨益。如针对有的学生静坐时思虑纷争言:“静坐而不能遣思虑,便是静坐时不曾敬。”(《朱子全书》第14册《朱子语类》卷十二)[1](P376)

 

六是静坐的形式简单,容易引发投机之举。如云:“静坐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5)此是认为静坐会引诱误导一些人专事此以求省事,而放弃了在践履中做工夫,此机心断不可长。

 

七是就辟异端的立场而言,持静近于佛老。如云:“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同上卷九四)[1](P3139)“游氏(按:指二程弟子游酢)守静以复其本,此语有病。守静之说,近于佛老,吾圣人却无此说。”(《朱子全书》第16册《朱子语类》卷六十)[1](P1945)此是认为濂溪与游酢都近于佛老。当然,朱子也反对庸俗化地理解佛老之静坐,如对门人云:“公意思只是要静,将心顿于黑卒卒地,说道只于此处做工夫。这不成道理,此却是佛家之说。佛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朱子全书》第15册《朱子语类》卷三十)[1](P1097)佛家本来亦不是单纯地主静坐,还有搬柴运水等等,故朱子认为独任静坐也落在佛教的下等工夫。

 

由上而言,朱子既要振兴儒学,为中人立法,提供最宽阔的路径以使最广大的凡庸得以籍工夫而优入圣跻,去开创有道人间,则必然要对独任静坐予以批判与超越。故延平去后,朱子即舍静求动,转师五峰之“先察识,后操舍”。然朱子很快又发现其中的问题,湖湘工夫不可谓有误,只是不完整,如果说延平的问题在于涵养工夫有静无动,则五峰的问题在于惟有“动以省察”之“以动应动”,却失阙作为前提的涵养一节。故朱子又予以反思批判,以“洒扫应对”之小学工夫来补上动以涵养一环,最终又继承伊川,正式以敬摄动静,提出“敬以直内”的大成工夫,完成了“静—→动—→敬”的涵养工夫格局,然后二者已非本文主题所囿,不赘。

 

至此,朱子又回过头来对延平之静坐作了重新定位。有学者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朱子答曰:“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朱子全书》第17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1](P3417)此是认为《行状》乃旧日下语太重,以今日之敬看往昔之静,静坐实乃初学之下手处,然若一向如此,则最终易偏向禅学。

 

参考文献:

 

[1][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86.

 

[2][宋]程颢、程颐,王孝鱼点校.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427.

 

[3][宋]杨时.龟山集[A].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33.

 

[4][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7.1270.

 

[5][宋]谢良佐.上蔡语录[A].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83-584.

 

[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5.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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