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相龙 陈彧之】庐陵气节——吉安历史上的“五忠一节”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9-08-31 00:52:44
标签:五忠一节、庐陵气节

庐陵气节

——吉安历史上的“五忠一节”

作者:蔡相龙  陈彧之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七月廿三日壬辰

          耶稣2019年8月23日

 

 

 

欧阳修像

 

 

 

杨邦乂像

 

八月的北京,立秋节气之后,天气已开始转凉。人声鼎沸的南锣鼓巷旁,罕有游人所至的老胡同,才真正蕴藏着北京这座古都的风味。

 

我站在府学胡同63号的门前,这里是文丞相祠,是文天祥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文天祥被俘押至元大都后,就囚禁在这里,元代灭亡后,明代在此建立了文丞相祠,清代继之,直至今日。

 

祠中有一棵躯干南倾的枣树,相传为文天祥手植。文天祥曾有诗云:“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或许,这棵枣树就是文天祥指南之心的化身。这首诗写于1276年,文天祥将被元朝军队俘虏,看做是随着风去到北海游一游,文天祥少时的浪漫和慷慨,在字里行间闪烁。

 

1276年的文天祥,被俘虏后侥幸得脱,两年之后,当文天祥囚禁在一艘船中渡零丁洋时,他知道这一次再无法回到南方,回到扬子大江头了。他以诗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人想开了生死,就没有任何恐惧了,剩下的交给历史来评判,而历史总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当站在文丞相祠中时,一个问题忽然出现在脑海中,文天祥一生漂泊,故乡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翻开元人纂修的《宋史》,文天祥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不知文天祥童子时是否想到,自己的宏愿以一种惨烈非常的方式成真。

 

纵览宋朝江西历史,文天祥的故乡庐陵(今江西吉安)和王安石的故乡临川(今江西抚州)是最耀眼的双子星。倘若要比较庐陵与临川的文化积淀,两者皆可称得上“郁郁乎文哉”,而庐陵更多了一份“忠节”之质量。

 

宋朝庐陵历史上孕育了“五忠一节”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因官方所赠谥号中,五位有“忠”字、一位有“节”字故名。按照生卒时间顺序,他们分别是:

 

欧阳修(1007-1072),谥“文忠”;

 

杨邦乂(1085-1129),谥“忠襄”;

 

胡铨(1102-1180),谥“忠简”;

 

周必大(1126-1204),谥“文忠”;

 

杨万里(1127-1206),谥“文节”;

 

文天祥(1236-1283),谥“忠烈”。

 

在地域史的脉络中,文天祥的故事是一个壮烈的结尾,现在我们倒过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前传。

 

欧阳修改易文风

 

让我们再看看庐陵“五忠一节”的谥号,恰好三人有“文”字,另三人有“忠”字。庐陵气节与庐陵文章共同构成了庐陵文化的内核。若论庐陵文章,欧阳修乃其中佼佼者,然而他不只是文章写得好,欧阳修之于宋朝文学史,实开一代文风之先。

 

在欧阳修之前,宋朝文风仍沿五代之旧,士子保守,“论卑气弱”。五代之前的唐朝,韩愈曾力图复兴古文,反对骈文,纵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力量,却仍难阻止骈文在五代宋初在文坛回光返照。也不是没有人想改易文风,曾留下以《汉书》佐酒美谈的苏舜钦便欲改易,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欧阳修接过了韩愈一度举起而在风雨中飘摇的古文大旗。欧阳修之所以有此力量,与其少年经历关系密切。欧阳修四岁失怙,家贫如洗,母亲郑氏教他用芦苇秆在地上写字,为了生存,母亲带着他来到其叔父欧阳晔任官的随州,他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韩愈的文章。史册记载这两位文豪跨越时代的相遇,颇有一点神秘色彩,欧阳修是在一个装废弃书籍的竹筐中找到了一部并不完整的韩愈文集,他通读之后心生羡慕,开始了废寝忘食的精读。欧阳修此时年纪不大,却有了要追赶韩愈并与之并驾齐驱的梦想。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们无法判断欧阳修是否在文章上超过了韩愈,但可以确认的是,欧阳修尽力改易宋朝文风终有大成。“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都曾因其文章而获得爱才惜才的欧阳修的推荐。但要改易文风何其难也,只靠几个文学精英是不够的,古文的影响力必须深入到广大士子中。

 

1057年,五十一岁的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此时在士子中仍流行“险怪奇涩之文”,雕章琢句、言之无物的文章,最是欧阳修排斥的文章,凡是写这种文章的考生,他一律不予录取。事毕,心怀不满的士子侦知欧阳修要出门,伺机在街上拦住了欧阳修的坐骑,高声叫骂,街面上巡逻之人也无法阻止激愤的士子。经此事后,“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我们应感谢欧阳修在这一年的考试中坚持自己的主张,否则我们便要与苏轼失之交臂了。

 

欧阳修于文、于诗、于词、于史,皆出类拔萃,是故其政治上的才干,常为文名所掩盖。

 

欧阳修在朝为官,知无不言,他因此得到了称许,也因此成为了别人的眼中钉,数被污蔑,但“风节自持”。欧阳修在地方做官,为政宽简,1058年,他继包拯之后知开封府,开封乃北宋都城,政事纷杂,盘根错节,自然要选派最有能力的人来治理,欧阳修知开封府时间不久,但“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有人问他,您为政宽简,但政事也没有废弛,何也?欧阳修答道:“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废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这种平易简约,确与其文章旨趣相符。

 

杨邦乂坚守气节

 

在与辽、金、西夏长期并立的形势下,在程朱理学兴起的背景下,宋人尤重气节,视之为一个人最可贵的质量,士大夫一朝失节,终生遭耻,是故为了气节不堕,士大夫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

 

杨邦乂就是这样一位气节坚贞的士大夫。他生活在两宋之交这个动荡的时代,发源于白山黑水的金人,一路南下,灭亡了辽,又攻破了繁华的开封,他们马不停蹄,一直追赶到了长江边。

 

1129年农历九月,杨邦乂受命通判建康军府兼提领沿江措置使司公事。建康即今南京,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时带兵驻守在建康的是杜充,史书上称此人“性酷而无谋”,因此军心不齐,面对强大的敌人,未战已显劣势。而当金人进逼到建康城外铁佛寺时,杜充一面要求官吏民兵用生命守卫城池,另一面却乘小船逃离建康,直向金人的大营奔去,投降于金人。建康陷落了。金军大将完颜宗弼以胜者的骄傲姿态进入建康,杨邦乂成了俘虏,其他留守官员皆向完颜宗弼行跪拜礼,独杨邦乂不屈膝,他咬破手指,在衣裾上血书“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

 

对杨邦乂的劝降攻势很快就展开了。第二天,完颜宗弼派自己的亲信劝降,事前他们必做了一番功课,对杨邦乂家中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人语气和善得像杨邦乂的老友一样:“先生家中清贫如洗,有一个年事已高的哥哥,向来靠您从俸禄中拨出一部分为生,您有五个儿子,他们都还很年轻啊,还有一个女儿,至今尚未出嫁。您现在离家乡千里之遥,他们还等着您来养育,您对他们不牵挂吗?如今大势已定,您不投降,又能为谁尽力呢?”杨邦乂只是简单地回道:“我岂是对人之常情无动于衷的人?但国事是国事,家事是家事,我已下定决心了,您别再费口舌了。”

 

一计不成,完颜宗弼再施一计。他安排了一次酒局,邀请了杨邦乂的同僚陈邦光作陪,陈邦光以显谟阁直学士守建康,建康陷落后,投降了金人。杨邦乂不愿与投降者同席,但被强行拉入了宴会厅,正上楼梯时,他忽然以头撞向坚实的柱础,立时头破血流,他对着席上众人咆哮道:“我怎能苟且偷生与猪狗同饱。”完颜宗弼大为愤怒,将杨邦乂幽闭在大牢中。陈邦光“主动请缨”,第二天来到牢中,想劝降杨邦乂。杨邦乂破口大骂:“你作为朝廷重臣,临难不能死,甘心屈膝敌人,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朝廷还有谁能依靠?”

 

完颜宗弼知道自己无法使杨邦乂投降,遂于1129年农历十一月将其杀害,“剖腹取其心”,年仅四十四岁。今天在南京雨花台,我们依然能见到一座石碑,上书“杨邦乂剖心处”。

 

朝廷在对他的褒奖辞中,提到杨邦乂的气节可比唐朝的颜真卿。我们寻找史料,发现杨邦乂的家世,可以上溯到汉代的“四知太守”杨震,为避五代治乱,杨邦乂祖上迁居到庐陵。现存的记录杨邦乂事迹的史料,最详细者当推南宋杨万里撰写的行状,按照宗谱上的备份,杨万里是杨邦乂的侄孙,杨邦乂、杨万里同列庐陵“五忠一节”,这不仅是美谈这么简单了,背后凝聚了这个家族对于高贵品质的持久重视。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进入十二世纪,阅读庐陵“五忠一节”的下一个篇章。

 

 

 

胡铨像

 

 

 

周必大像

 

 

 

杨万里像

 

夕阳投云,朝阳腾海,任由岁月悠悠,志士诉不完家国,江山出不尽英雄。

 

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金廷始行三皇、五帝祭礼,而铁木真征服了乃蛮部、蔑里乞部,这一年,庐陵人周必大与庐陵知县赵汝厦在庐陵县学内建三忠堂,祭祀欧阳修、杨邦乂与胡铨三位乡贤,并率县学生员祭拜。周必大作记道:“欧阳文忠修、杨忠襄邦乂、胡忠简铨,皆庐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庐陵县学三忠堂记》为周必大这位南宋中期文坛盟主的绝笔之作,当年十月,他安然离世。

 

本篇的故事却要从周必大所提到的谥号为“忠简”的胡铨说起,胡铨与李纲、赵鼎、李光并称“南宋四名臣”,他的家乡便是庐陵芗城。

 

胡铨慷慨陈言

 

胡铨之所以能够昂然走进青史,缘自于他那篇震惊朝野的“乞斩秦桧”疏。绍兴八年(1138年),金国派遣张通古、萧哲二人作为“江南诏谕使”,携带国书,在宋朝使者王伦的陪同下,来到都城临安进行和谈。金使态度极其傲慢,目中无人,要求南宋屈膝臣服,并许下很多“空头支票”,秦桧等人卖国求荣,主张应允,激起了朝中多数大臣与全民的义愤,当时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尤为愤慨。

 

他直言上疏道,我堂堂大国,岂能受此奇耻大辱,切要识清金人阴谋,听听军民议论啊。写到激烈处,胡铨慷慨道:“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此疏一出,秦桧又恐又急,即以“狂妄上书,语多凶悖,意在鼓众,劫持朝廷”之罪,将胡铨除名,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

 

但如雷般的壮怀抨击是遮不住的,有人将奏疏付印散发,大家争相传诵。金人听说后,也求购此书,读后君臣大惊失色,连称“南朝有人”。

 

胡铨忠直敢言、忧国忧民的品性不是突然迸发的。在被贬途中,胡铨一定会想起十年前的一幕,那时他才二十六岁。宋高宗在淮海策问进士,胡铨回答道:“陛下起于干戈锋镝之间,外乱内讧,而策问臣下数十条,都质问于天道,而不倾听民众呼声。”多简单的道理,民心即天心,知易却行难。

 

在众人营救下,秦桧迫于公论,改派胡铨去广州监管盐仓,后又将其贬至新州(今广东新兴)。

 

光阴如梭,上疏被贬已十年,年近半百的胡铨虽颠沛流离,但身处逆境而坚守忠节。他在新州填词《好事近》一首,下片写道:“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从表面上看,是说自己出头之不合时宜,实际是在痛骂权奸,让忠良之士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秦桧听闻后愈发恼恨,遂将其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

 

胡铨遭贬十七年后,秦桧死,二十四年后,胡铨得到起复,宋孝宗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很早就听说你的耿直诚实了。”后来,胡铨积极上书数不胜数,勇于谈论政事缺失,在一次金国请求和议时,胡铨本色不改,上奏道,“愿绝口勿言‘和’字。”

 

胡铨高寿,在致仕当年病危,弥留之际,他留下遗言,希望孝宗“舍己为人,安民和众”,而对自己,他亦有期许,“为厉鬼以杀贼,死亦不忘!”就在忠君爱民、杀敌报国的嘱咐声中,胡铨溘然辞世,享年七十八岁。

 

“以身去国故求死,抗疏犯颜今独难。”这是胡铨一生的写照,这句诗是他送给同道中人赵鼎的,胡铨的《哭赵公鼎》又何尝不是哭自己?在诗的尾联,胡铨既发出了平生悲愤,又道出了百年夙愿,“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

 

“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还是忘年交王庭珪对胡铨的评价最为精准。此诗作于三十六岁的胡铨请斩秦桧被谪,五十九岁的王庭珪为其送行时,王庭珪也因此被坐讪谤而遭流放,但王庭珪终身不悔。他坚信,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道是为国为民的大道,值得为之倾洒一腔热血,更何况受一些贬谪之苦呢?他更确定,自己的小友胡铨对坎坷的一生亦是无愧无悔。

 

周必大忠谏报国

 

胡铨是周必大所推崇的乡贤,相比起胡铨,周必大的一生平顺得多。他虽历经四朝,但其命运沉浮主要与宋孝宗息息相关。他比孝宗大一岁,孝宗即位后,周必大任起居郎,此后近三十年中,这对君臣励精图治,重视民生,呈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

 

纵观周必大的宦海生涯,无论是早先的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监察御史,还是后来的吏部尚书、枢密使、左丞相,一直以国事为己任,以敢谏善谏勤谏著称,很多言辞令后人听来肃然起敬。

 

孝宗初即位时,想在经筵上与周必大探讨文章,周必大直言不讳道:“经筵并不是分析文章讲解句子的地方,想从容不迫地了解情况,增益于圣德,就要探求治理之本。”道理须与实际相结合,尤其需要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如此才是兴邦之正道。后来在经筵侍讲中,他讲到边境之事,孝宗表示对蜀地感到担忧,周必大乘机道:“蜀中百姓受困苦已经很久了,希望朝廷减少赋税,这样才能安抚地方。”

 

周必大立朝刚正、遇事不阿,有两次因朝廷用人不当,他都行使了封驳之权,并因此或辞官或罢官,他秉持一颗公心,始终泰然处之,周必大也因此得到孝宗的称赞:“你不迎合别人,也无所依附,正是我最器重的。”

 

据记载,周必大身材高大而脸庞清瘦,样貌如同野鹤。孝宗在一天退朝时,若有所思道:“好一个宰相!只是怕他福薄。”一个老宦官在孝宗身边说:“官家所感叹的,难道不是周必大吗?人们观察司马光的画像,也像周必大一样清瘦。”司马光乃北宋名臣,宋人对其推崇备至,将周必大与司马光相提并论,确是对周必大努力政事的一种褒扬。

 

在宰相任上,周必大主张强兵、富国、安民、政修,使治下民和俗静,牛马遍野,迎来了南宋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那个早年丧父、漂泊不定的庐陵少年,终于成为一位富有才干的政治家。

 

晚年周必大回到了家乡,他安于平淡,开辟田园数亩,“郊居三池皆种莲”。除了建三忠堂之外,他还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使欧阳修的文章得到更完整的保存,这一定本被历代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

 

七十九岁的周必大寿终正寝,宁宗命人为周必大撰写碑铭,并以篆体书写碑额“忠文耆德之碑”。人处逆境需不折不挠,而人在顺境更要慎始敬终,这全在各自的把握。“忠文耆德”这几个字,周必大当得起。

 

杨万里正心诚意

 

杨万里比周必大小一岁,两家相距不远,且二人曾一同参加绍兴二十年(1150年)庐陵解试,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致仕后均归居庐陵。

 

虽与天意无关,杨万里的生卒之年都不太平,他出生那一年发生靖康之难,北宋灭亡,他去世那一年铁木真被推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在时局动荡、内忧外患中,杨万里自然养成了深沉的为民爱国情怀。

 

青年杨万里,曾拜会谪居永州的张浚及谪居衡州的胡铨,张浚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又请胡铨为之撰《诚斋记》,于是,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为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杨万里善治。他初到奉新知县任上时,当地大旱,牢中关满了交不起租税的百姓,而府库依然空虚,杨万里深知是小吏中间盘剥所致。所以他下令放还牢里的百姓,并且不允许小吏扰民,只是张榜于集市,告知只需缴纳官定税赋的额度,并放宽缴税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纳税,一月之内全部交清。

 

杨万里素有廉名。他曾任江东转运副使,在这个旁人看来是管钱的“肥差”上,杨万里兢兢业业、清清白白。在卸任时,账面结余有钱万缗,按照当时官场惯例,这笔钱可由杨万里支配,但他分文不取,尽数留于官署。

 

其实,杨万里对世俗的名利始终看轻。在任京官时,他直指时弊,无所顾忌,就做好了随时丢官的准备。他总是将路费锁置箱中,又告诫家人不得买大件物品,为的是返乡时防止行李累赘。

 

杨万里是绝不妥协之人,所以备受打压,他的青壮年竟有近一半时间都是待命在家的。正因为如此,他将胸中的波澜,或是化作汹涌江潮,或是化为静美溪流,以一个“新”字在中国诗词殿堂中占有重要一席。

 

三十六岁那年,他决定与过去的创作告别,他默默燃起火苗,将以往上千首诗付之一炬,在火光中跳动的,是他要挣脱前人窠臼的决心。

 

杨万里不再遵循“江西诗派”的理念,何必将心思都花在故纸堆里?他将目光投向自然,又折射到自己的内心,终于找到了独具一格的风情,谓之“诚斋体”,又称“活法诗”。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一言概之,就是“捉”,诗是用活泛的心捉来的,而不是苦思冥想来的。眼中有景,心中有情。“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杨万里就像一位有爱的父辈,把笔墨当作相机,将生活之美、童趣之美一张张拍摄下来,让转瞬即逝变成永久流传。

 

少一份古板物象,多一份新奇意境。杨万里的诗,为南宋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赋予了世间万物灵性,是一场值得回味的青春旅行。

 

抛开杨万里的诗,再回到现实吧。杨万里与禁绝朱熹理学的韩侂胄誓不两立,韩侂胄修筑南园,曾邀请杨万里写记,并以高官厚禄相许,杨万里道:“官可弃,记不作也。”开禧二年(1206年)夏天,杨万里因忧愤成疾,身体已经很差了,他得知韩侂胄出兵北伐之事,登时痛哭失声,亟呼纸书道:“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然后又写了几行告别妻儿,笔落,人逝,享年八十岁。

 

果然如杨万里预料,这场战争并没有完全做足准备,因而将帅乏人、部署失宜,导致北伐再一次失败。

 

杨万里去世三十年后,同样是在“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天,文天祥出生了。他在一首律诗中写道:“欲酬长者殷勤祝,坎止流行学四忠。”而他,凭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壮烈,成为了庐陵“五忠一节”的最后一位。

 

时光又过了将近七百年,1928年4月的井冈山郁郁葱葱,春风浩荡,这片属于古庐陵的热土上,迎来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从此,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在这里点燃,通过不懈奋斗与牺牲,终于染红了整个中华大地。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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