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雨著《面圣——宋代奏对活动研究》出版暨序论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20-01-08 08:49:09
标签:王化雨

面圣——宋代奏对活动研究
作者: 王化雨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9-11

内容简介

本书以宋代的奏对活动为切入点,分析宋代君臣之间信息交流的途径,以及制定决策的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对宋代皇权政治做了重新审视。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侧重分析皇帝与除宰辅之外的臣僚,是如何通过奏对,进行信息交流的。下篇重点分析皇帝与宰辅大臣如何经由面对面讨论,对已经获得的信息加以处理,最终做出决策。

作者着眼于权力的运行实态,力求结合宏观论述与微观研究,将宋代皇权放到立体的历史场景中加以考察,以揭示其复杂微妙的特性。

作者简介


王化雨,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曾在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目录

序论

上 篇

第一章 御殿视朝: 宋代君臣的日常面对面交流


一 御殿视朝的基本情况
二 视朝活动所包含的各种“对”
三 宋代视朝活动平议


第二章 内引奏事: 视朝听政的重要补充


一 两宋时期内引奏事的演变
二 内引奏事的地点与方式
三 君臣对内引奏事的利用


第三章 经筵问答: 御前讲席中的政治讨论


一 端平元年的经筵个案: 以真德秀日记为中心
二 经筵制度与君臣之间的政治交流
三 经筵内外的互动


第四章 禁中夜对: 私密性质的面对面交流


一 夜对的基本情况
二 宋朝君主对夜对的利用
三 宋朝士大夫与夜对

下 篇

第一章 宋代宰辅奏事制度演变: 以班次分合为中心


一 元丰改制前的两府班次
二 元丰改制之后的班次变化
三 南宋两府奏事班次
四 其他宰辅奏事方式的演变


第二章 宋代宰辅奏事的过程


一 奏对前的准备事宜
二 奏对中的讨论与博弈
三 奏对后的后续事宜
四 宋代君相关系再认识


第三章 个案分析: 从一次政争看宋代的宰辅奏事


一 徽宗即位之初的最高决策群体
二 首轮较量:“再对”与“进熟状”
三 留身取旨: 曾布的对策
四 御前“同呈”中的交锋


五 余论


结 语 透过奏对看宋代皇权


附录一 评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
附录二 评《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 以宋代为重心》

序论



本书拟以奏对活动为切入点,分析宋代君臣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决策讨论,从而加深对两宋皇权政治的理解。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认识宋代的皇权。中国宋史学界以往对皇权的研究,大多有三种类型: 一是考察皇权在整个权力体系中究竟占有怎样的比重;二是分析宋代与皇权相关的各种政治制度;三是对各个皇帝进行研究,分析性格特点各不同的君主,如何影响政治走向。

宋代皇帝与官僚,尤其是宰辅大臣,谁拥有更多权力,曾是学界讨论的焦点。钱穆先生在《论宋代相权》中指出,宋代皇权较之唐代大为增强,相权却明显被削弱。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同。如邓广铭先生,在《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文中,就有相似的论述。

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界出现了对这种观点的质疑。王瑞来先后发表了《论宋代相权》与《论宋代皇权》两篇论文,认为宋代的实际情况与钱穆的看法恰恰相反,相权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强化,而皇权则因相权的增强而弱化乃至虚化。张邦炜教授则认为,宋代皇权较之唐代明显增强,而相权也不弱。两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共治天下”的关系。张其凡通过对北宋初期政治的研究,也认为宰相的权力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弱,皇权并不如以往认为的那样强,两者互相制约。

上述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宋代皇权特性的理解,但也存在着不足。首先,学者们用以度量皇权的基本概念,如“大”“小”“强”“弱”等,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何谓“大”?何谓“强”?既不容易予以严格界定,也不容易形成共识。在分析一些比较复杂的宋代政治现象时,这样的分析方法显得难以适用。例如,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宋代政策的出台,往往是经由以下过程: 皇帝先将相关的文书降付宰辅,宰辅看详文书,然后上殿复奏。皇帝在宰辅复奏后,参考其意见,提出决策方案,宰辅再对此加以评述,双方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共识后,宰辅书写皇帝的圣旨,付外施行。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哪些环节属于皇权,哪些环节属于相权?是皇帝还是宰辅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恐怕是难以说清的。

其次,上述讨论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免存在缺陷。李伯重先生曾经批评过宋代经济史研究中“选精”“集萃”的方法。在宋代皇权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不少研究论著,将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事例,从纷繁复杂的政治过程中抽离出来,再加以罗列,却没有顾及大量与之相异、相反的事例。表面上证据充足,实则难以令人信服。关于宋代皇权大小强弱的争论,看似十分激烈,参与者却不免自说自话,难以形成真正确切的讨论。

从深层次上看,宋史研究者关于皇权与相权孰强孰弱的争论,似受了西方政治学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主权究竟为谁所有,并由此引发出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等问题。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却未必与西方雷同。如钱穆等学者所言,中国传统政治,重点不在于主权属于谁,而在于政治上的责任该谁负。研究者常常将宋代官僚对皇帝言行加以规正视为制衡皇权,但在宋人看来,对皇帝的言行加以引导和规谏,其实是协助皇帝更好地行使权力,是尊君权的表现。进而言之,何谓“权力”,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与西方观念恐怕都不完全相同。如果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以“分配”和“制衡”为视角来进行讨论,未必能使我们对宋代皇权政治的实际情况形成切实的了解。要真正把握宋代皇权,我们的讨论重点,似应从皇帝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转到皇帝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行使权力上;从宰辅等官员是否能制衡皇权,转到官僚士大夫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参与到政治过程中,辅佐皇帝行使权力上。

皇帝统治,离不开相应的政治制度。对此,学界已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例如张邦炜、朱瑞熙对于宋代皇帝制度、宫廷制度的研究,梁天锡对于宰辅制度的考述,虞云国、贾玉英、刁忠民对于宋代台谏制度的分析,等等,皆为其例。通过对政治制度的分析,我们既可以了解皇帝能调度的各种政治资源,也能明白皇帝处理政务时需要遵循的种种言行规范。

不过,既有的制度史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研究者往往就制度而论制度,没有将制度的演变、运行,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只要对史实加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君主统治时期,各种政治制度往往会有差异。即便是制度的条文规定没有变,其运行的实态,也常常会因为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对此,既存的研究尚有欠缺。

其二,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的制度史研究常常采用所谓的“剪贴史学”方法,即先罗列制度规定,再填充若干事例,证明制度确实是如此运行的。或者是列举一些与规定不符的事例,以证明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循。对于为什么某些制度规定会得到落实、为什么某些制度规定在实施中出现了偏差、偏差是如何出现的等问题,虽有说明,却往往较为浮泛。事实上,制度由条文规定,到付诸实施、产生效果,必然会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剪贴史学”式的研究方法,则将这一过程忽略了,其结果是既使我们无法弄清历史的原貌,又丧失了大量有用的信息,降低了相关研究的价值。

其三,现有的制度史研究,有时没有完全跳出宋元学者的认识模式。在选择题目时,学者多是以某一个机构或某一类官职,如中书门下、御史台为研究对象,渐次分析其沿革、建制、职能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宋会要》《文献通考》《宋史·职官志》等文献的叙述框架。而制度史研究的一些结论,如宋代制度“重屋叠袈”、宋代官僚“冗官冗员”以及宋代政治文化“重文轻武”等,也往往都是宋元学者论述过的。如果不能超出这种认识,研究恐怕难以形成真正的突破。

对于宋代的诸位皇帝,学者也做了不少分析。两宋历朝皇帝,均已有人为其撰写传记。对于某些重要的皇帝,学者还撰写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论文,如邓广铭先生《论赵匡胤》、张其凡《宋太宗论》、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胡昭曦《论宋理宗的“能”与“庸”》等。对于宋代诸多无皇帝之名、有君主之实的女主,张邦炜等研究者也进行过细致讨论。

通过研究各个皇帝的个人性格、功过得失及其与臣僚的关系,我们不难窥见各时段的政治特点。不过研究者在分析宋代帝王时,往往带有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而这类主观色彩浓厚的因素,不免会“引导”着研究者,有意无意地突出某些史实,同时又忽视某些史实,结果使得历史的全貌不能得到呈现。另一方面,学者们在研究帝王时,对于与其相关的一些“大事”,多予以高度关注,而对于日常性事务,则往往重视不够。但事实上,日常事务之中,往往蕴含着很多隐而不显,却在深层次上影响着政治演进的因素。例如,一段时期内政治人物所共有的行为习惯、被政治人物所共同接受的理念、影响决策过程的不成文惯例等,均需要更多地通过各种“小事”来进行分析。

总而言之,既有的宋代皇权政治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有待加强之处。尤其是一些认识,似已进入瓶颈。如讨论宋代皇权的特点,不外“强化”与“弱化”两种结论;讨论君臣关系,则不出“相互制约”的认识框架。而要有所突破,不仅需要在史料上做进一步挖掘,更需要在研究的视角、方法上有所突破。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将注意力集中在皇权的运行方式上。所谓皇权运行方式,即皇帝如何在臣僚的协助下,采取不同的策略,调度各种政治资源,解决诸多政治问题,从而实现自己对国家的掌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动态表现,也可以看到制度运行过程中皇帝的行为,以及种种复杂的政治关系。通过对皇权运行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真正地发现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各因素之间的实在联系,从而重建宋代政治场景。

权力的运行,与信息的传递、处理密不可分。信息被收集、传递、处理的方式,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同人员、机构对于信息的掌控能力,体现着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格局以及政府内部的种种关系。同时,信息交流活动往往牵涉面极广,制度规定、政治人物的态度、政治势力的消长、政治环境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其发生互相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能对信息交流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从中发现影响政治的诸多因素,究竟是怎样连接在一起,共同构成政治运行过程的。

信息交流,不外文书交流与面对面交流两种方式。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文书交流得到的关注较多,成果也比较丰富,而对于面对面交流,则缺乏足够的细致分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中国古代史领域素有文书研究的传统,提供了不少成熟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为后人借鉴;另一方面,古人留下的文书资料十分丰富,但对于面对面交流的记载,则比较分散,不容易整理。不过,面对面交流毕竟也是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恐怕不足以弄清宋代政治运作的全面情况。

宋代君臣奏对,相对于章奏文书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重要。首先,宋代皇帝每日面对大量的章奏,绝不可能一一阅读,因此大部分章奏中所含的信息不会传至帝王的耳目之中。但在奏对中,臣僚所言,必定会被帝王知晓。其次,章奏的传递,往往需要经过多次中转,保密性有限,故臣僚经常不会在章奏中陈述过于敏感和机密的事件。而奏对的保密性相对较高,臣僚在面奏时顾忌较少,所以涉及的内容往往较章奏更具实质性意义。

对于讨论皇权运行方式而言,奏对活动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奏对活动是皇帝听取政务汇报、进行决策的舞台,每一位君主的个性,都会在奏对中得到充分展示,通过奏对,我们可以对不同君主的特点有更多了解;同时,奏对也是皇帝与臣僚直接接触的场合,这对于两者关系的形成、维系、演变,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考察奏对活动,有利于我们对宋代的君臣关系形成立体的认识;此外,奏对中,君臣双方的言行举止都受相应的制度制约,我们可以通过奏对看到“人”是如何与“制度”形成互动的。因此,笔者选取宋代奏对活动为研究对象,以补充既有研究的不足,同时希望以此对宋代的皇权政治形成更多的认识。


(注:上文为此书“序论”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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